1956年7月，蕾切尔·卡森在完成“海洋三部曲”，但尚未投入写作《寂静的春天》的间隙，于《妇女家庭之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名为《激发孩童的好奇心》。她在文中以自己和年幼的甥孙罗杰·克里斯蒂在缅因州居所周遭的自然体验和观察为主线，向时人传递了她的自然教育理念：儿童应以可及的自然为师，以感知自然为径，以顺其自然为念，以敬畏自然为旨。这不啻是一篇写给生活在二战结束后的十来年里，浸润于战后的乐观进步、科技至上、城市魅影中的父母们的育儿箴言。1965年，该文在增加一些图片的基础上，作为卡森的遗著出版，名为《惊奇之心》（又译《万物皆奇迹》），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流传至今。
卡森的自然教育理念师承有来，除了深受梭罗、施韦泽等人的影响外，其孩提时代的一段教育经历至关重要。卡森出生于1907年，适逢自然学习运动在美兴盛，据卡森的研究者琳达·利尔称，卡森的母亲是该运动的拥趸，深受安娜·博茨福德·科姆斯托克、利伯蒂·贝利等一些自然学习运动推动者的影响。他们认为，孩童应以自然为师。无论湖海林原，还是公园、园圃等人工环境，只要是孩童五感可及之处的自然，都可成为引导孩童学习的“自然之书”。孩童遵循本心去感知自然物，其目的不止于获得自然知识，更是为了培养孩童对自然的“了解之同情”，增加生活中的乐趣。卡森的母亲将这些理念践行到卡森的童年教育中，影响了她的一生。她毕生热爱海洋、大自然，偏好自然写作，长于将晦涩艰深的科学知识传递给公众，警醒世人、振聋发聩。
20世纪80年代，随着儿童史、家庭史研究在西方勃兴，部分史学家开始书写人工环境或自然环境与儿童成长之间的深刻联结。1989年，美国历史学者埃利奥特·韦斯特出版《与乡土共成长：遥远西部边疆上的童年》一书，被视作早期探索中的典范之一。与此同时，诸如自然主义教育、城市儿童的游乐场、城市儿童的户外活动等主题，持续受到西方教育史、城市史学者们的关注。2003年，美国历史学者伯纳德·默根在全球环境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环境史》杂志上发表《历史中的儿童与自然》，在评述既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号召历史学者们研究儿童与自然“这一重要主题”。2009年，美国环境史学者凯文·C.阿米蒂奇将影响卡森至深的自然学习运动置于进步主义时期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研究，著有《自然学习运动：被遗忘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伦理的普及者》一书。正是以该书及其他相关研究为代表，新一代的环境史学者日益书写此前极少论及的儿童与自然互动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环境史对儿童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关注，是多学科分支交叉研究、对话的产物之一。
从环境史自身的发展来看，既往研究中并不缺乏儿童的身影。部分研究侧重从“身体与环境互动”的视角去探讨历史时期的儿童环境健康问题，如有毒物质引发的儿童恶性肿瘤或身体残疾、儿童血铅含量过高引发的重金属中毒等。研究者们多着墨于环境中的有毒物质及其环境健康风险，就像卡森在《寂静的春天》里关注化学杀虫剂及其残留。21世纪以来，除了延续上述研究路径外，部分环境史学者从“儿童与自然互动”的视角开展研究。他们聚焦一定历史时期内面向儿童开展的博物教育、户外教育或自然教育等活动，如自然学习运动、夏令营等；还关注青少年组织，如童子军等，开展个案研究。学者们将这些活动或组织植根于不同的时空范畴内，分析阶层、性别、族群、经济、观念和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织就的网络如何作用于儿童与自然的关联。他们更多关注卡森在《惊奇之心》里所书写的孩童可及的、具备自然要素的自然物，如山林湖海、公园苗圃等。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近现代以降，儿童所处的自然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为何会发生。相应地，不同历史时期里，儿童与自然间的亲疏关系、互动方式是什么样的，这对儿童产生哪些影响，又如何形塑儿童的自然观、对待自然的行为，等等。
除了学理层面的继承与开拓外，环境史对儿童与自然互动史的书写还来自学科本身强烈的现实关怀。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理查德·洛夫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教育家等，注意到儿童与自然日疏的现象，洛夫甚至提出“林间最后的小孩”“自然缺失症”等说法，影响广泛。该观点以1964年即蕾切尔·卡森离世当年为分水岭，认为此前出生于1946-1964年间的一代美国人，“可能是最后一代将土地、河流视为精神家园的一代人”，而在1964年之后出生的人，其童年浸淫在城市、电子产品等诸因子构建的室内环境中，“他们与农村之间家族和文化的联系正在消失”“孩子们正在去自然化”。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美国，还出现在正在经历或已经高度城市化的其他国家。它不仅引起了环境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也为新一代的环境史学家们所感知到，这促使他们回望近现代的城市化、工业化、科技化等历程，以探究出现上述变迁的原因及其具体演变过程。
不过，环境史学者对儿童与自然互动关系历史的研究，要比上述相对线性的担忧复杂得多。2014年，环境史学者帕梅拉·莱尼-克尔贝格出版《童年里的自然：1865年以来美国儿童成长的环境史》。她在书中指出，“环境形塑儿童，有好有坏，反过来，儿童又形塑国家”。意即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复杂而具体，很难用日益疏离或日趋亲密等类似于衰败论或进步论的线性叙事一以蔽之，环境史对儿童与自然关系的书写应植根于不同时空范畴内的具体差异，以呈现其中的冲突与角力、复杂与多样。作者还指出，面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美国儿童的生活环境从农村、乡下转移到城市、郊区的大趋势，“儿童不只是简单经历着这些变化，他们也在国家转型中积极发挥作用”，“与所有人一样，儿童生活在与周遭环境的互动中”。这意味着，环境史学者着力书写的是儿童与自然之间双向互动的历史，既关注不同自然环境对儿童生活、成长的复杂影响，又重视儿童在环境适应、环境体验、环境认知和环境行为等方面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既受成人影响，同时又区别于成人，具有儿童的独立特征。
近年来，新作不断。2020年，杰弗里·C.桑德斯出版《摧毁孩子们：青年、环境和战后的美国西部》；2022年，《环境史》杂志第一期刊载了珍妮特·博兰的一篇研究儿童在拯救濒危物种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章，等等。我们或可从这些新近的研究中管窥些许特点与趋向。其一，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上，环境史学者以儿童的自然观察笔记、日记等一手资料为主开展研究，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从史料层面应对有的学者提到的“没有儿童的儿童史”的既有难题。其二，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们力图站在儿童“主位”的视角去探究他们的环境认知、环境行为等，书写儿童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有别于成年人的差异性、自主性和能动性等。
通过回溯近年来的部分代表成果可知，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环境史的学术研究视域，还深刻回应了当下的社会现实，其价值不囿于环境史领域。尽管当下儿童所处的自然环境已与卡森童年时相去甚远，但相通的是，人们在儿童时期与自然建立起的亲疏关系关乎其成年后对待自然的态度与行为等，因此，书写儿童与自然互动的环境史，不仅关乎人类的过去，还指向人类的未来。
（作者：陈黎黎，四川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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